一、明代的黄文焕认定《橘颂》作于溆浦
《橘颂》是《九章》中的一篇，两千多年来，大多专家认为《九章》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。
明清多位名家认定屈原《橘颂》写于溆浦
一、明代的黄文焕认定《橘颂》作于溆浦
《橘颂》是《九章》中的一篇，两千多年来，大多专家认为《九章》是屈原放逐之后所作。
明代张京元在其《删注楚辞》中说：《九章》是屈原“既放”之后的“愤辞”。
明代的黄文焕可谓慧眼独具，他是第一个明确认定《橘颂》是屈原在溆浦所写。
黄文焕，字维章，永福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
祟祯中由山阳知县擢翰林院编修，与敢于上书指斥奸党的黄道周同下诏狱。获释后，曾寓居淮上，一度归闽，晚年流寓白下，卒年不详，清顺治十四年尚在世，不过己“抱疴濒危”，奄奄一息了。
《楚辞听直》是他的楚辞学专著。《楚辞听直》包括《楚辞听直》八卷和《楚辞合论》一卷两部分。《楚辞听直》于狱中写成。取《九章·惜诵》中“命咎繇使听直”诗句命题，作为书名。
书中《凡例》云：“固余所冀王明之用汲，悲充位之胥谗，自抒其无韵之骚，非但注屈而己。”作者的用意在于借此以抒发自已含冤负屈的悲愤与感慨，同时也为自己和与自己一同下狱的黄道周鸣冤。他在《凡例》中说道：“余因钩党之祸，为镇抚司所罗织，亦坐以平日与黄石斋前辈讲学立伪。
下狱经年，始了《骚》注，屈子二千余年中，得两伪学，为之洗发机缘，固自奇矣。而余抱病狱中，憔悴枯槁，有病于行吟泽畔者。著书自贻，用等‘招魂’之法。其惧国运之将替，则尝与原同痛矣。
惟痛同病倍，故于《骚》中探乏必求其深入，洗之必求其显出。”
黄文焕自已含冤入狱，对屈原遭受冤屈的感同身受也比别人更为深切，因而他在书中特别强调屈原的“忠”和“愤”，这一点比其他研究家们显得更为突出。
黄文焕在《楚辞听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‘入溆浦而儃徊’，泝者复暂止矣。
《橘颂》则其冬候儃徊之所见，即物生感者。其曰‘愿岁并谢，与长友兮’，固是岁于此终矣。”
黄文焕似乎看到，那个云雨霏霏的冬日，屈原进入溆浦，正在儃徊之时，溆江两岸明艳朱黄的桔子顿使他感慨万千，触景生情。但屈原在未安顿下来之前，尚未想到要将这种感受写成诗篇。
二、清代林云铭、屈复也认定《橘颂》写于溆浦
第二个认为《橘颂》写于溆浦的是清代的林云铭。
林云铭，字道昭，号西仲。候官人卒葬杭州。
据易重廉先生考证，林云铭生年当为明崇祯元年，即公元1628年。
林云铭少年嗜学，二十岁中举，清顺治十五年戊戌中进士。官徽州通判九年，因“不达时宜”，“以故动罹谴河”。
失意后，常读《庄子》《楚辞》，并评释《楚辞》，欲以排遣忧愤。然未成，即遇裁决，遣归故里。
逢耿精忠之乱，被囚十八月。后获释。但评释《楚辞》的手稿却毁于闽变烽火之中。乃于杭州乔寓中再注，又毁。
今所见《楚辞灯》，着手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，“杜门追忆”，第二年始成。
在《九章》的篇目排列上，林云铭赞同黄文焕的排列，他在《楚辞灯》书中，也是按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定《九章》目次的，《橘颂》紧排在《涉江》的后面，这就无疑告诉了人们，《橘颂》是屈原到了溆浦之后才创作的，而不是屈原年轻时的作品。
清人屈复在其《楚辞新注》一书中，也赞同林云铭的观点，并且更写明《橘颂》是在溆浦所作，他说：初放时，道途经历，作《涉江》。既至后，睹物兴怀，作《橘颂》。
三、神秘的汉北之行
在溆浦期间，一个秋末冬初时节，屈原曾经北返过一次，与齐国的使者见面，他原本以为是商谈联齐抗秦，当得知是齐国想重用他，屈原掉头就走，连使者的面都不再肯见。这次北返，屈原写进了《抽思》一诗中：
有鸟自南兮，来集汉北。
好姱佳丽兮，牉独处此异域。
我们都知道，屈原喜欢以鸟自比，因为楚国的远古祖先驩兜是鸟喙人身，楚人以鸟为图腾，除了这个原因外，屈原更渴望能象鸟一样飞往太阳，他在《离骚》里就是以“鸷鸟”自比。
这次北返的意图，诗中是这样写的：
愿摇起而横奔兮，
览民尤以自镇。
诗句中最关键的词是“横奔”，最先看出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的人，便是清代林云铭。他在《楚辞灯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奔”为“不候命而擅行”。
“奔”当为《伍子胥列传》称伍子胥“奔吴”之奔，即为“出走他国”之意。褚斌生先生在其《楚辞要论》中对此亦有独到的见解，他说：汉北再北行，就可以到韩国、魏国以至齐国。
特别是屈原出使过齐国，“奔齐”的诱惑或亦有之。但下句又说“览民尤以自镇”。终因忧国忧民而又决心留下来。
这一行止在《离骚》后半部分曾用虚写表露过。《离骚》与《抽思》创作于同一心境时期，可知屈原对汉北之行意图的这一推测也不是毫无根据的。
《离骚》中，屈原先后请灵氛和巫咸二位巫师为自已的前途和命运占卜，结果都是好卦，都劝他不要犹豫，赶快离开楚国，远走他乡，另谋高就。
灵氛是这样劝屈原的：
劝你远走高飞不要迟疑，
谁寻求美人会把你抛弃？
世间什么地方没有芳草，
你又何必苦苦怀恋故地？
这岂不应了人们常说的那两句古话：一是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；一是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。
巫咸的劝说更为直白：
应该努力上天下地，
去寻求意气相投的同道。
汤禹为人严正虚心求道，
得到伊尹皋陶君臣协调。
只要内心善良爱好修洁，
又何必一定要媒人介绍？
傅说拿木杵在傅岩筑墙，
武丁毫不犹豫用他为相。
姜太公曾经摆弄过屠刀，
他被任用是遇到周文王。
宁戚喂牛敲着牛角歌唱，
齐桓公听见后任为大夫。
趁现在年轻大有作为啊，
施展才能还有大好时光。
这么多的忠臣贤相，当初默默无闻时，都是因为遇到贤明的君王而被重用，巫咸极力劝说屈原趁现在年富力强，赶快去别的地方寻找机会吧，天下何处无芳草。
明眼人一看便知，屈原是在借巫师的口，道出了自已内心的想法，就是渴望出仕他国，遇到一个贤明的君王，重新施展自已的才华。
诗中继续写道：
灵氛告诉我已占得吉卦，
选个好日子我准备出发。
走还是不走？出现极度的内心痛苦与挣扎，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，屈原想到楚国民众正在遭受深重的苦难，最终还是走了，只是他没有走向他国，而是走向了雪峰深山中的溆浦，一边隐遁，一边等候楚王悔悟之后的重新召唤。
四、忠贞不二写《橘颂》
从汉北回到溆浦，看到溆江沿河两岸成片的桔林，经霜的红桔灿如火红的云霞，顿使屈原触景生情。
溆浦的红桔，树姿优美，枝叶繁茂，刺儿锋利；圆满的果实鲜红光亮，味道香甜，外表静美，内心洁净，恰似道德高尚的君子。更使屈原敬佩的，是桔树深固难徒、独立不迁的品格，生在淮南则为桔，生在淮北则为枳。
于是一口气写出了唯一的咏物诗《橘颂》，表达了自己不事二国、坚贞不愈的爱国情怀，也是他博大情怀与人格魅力的生动写照。“深固难徒”的坚定，“绿叶素荣”的高洁，“曾枝剡棘”的庄严，“青黄杂糅”的绚丽，这便是屈原的人格之美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那时的政治家是很少具有祖国观念的，他们只从个人的成败着想，一个知识分子，在他的本国得不到重视，常常投奔到其他国家找出路，即使在诸子百家中，这样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。“楚材晋用”“周游列国”“朝秦暮楚”，是当时士子求出路最通行的办法，连孔子、孟子、荀子这些儒家大师，都不以去“父母之邦”为非。
孔子更是创最高纪录，“干七十余君”，先后服务过七十余个君王。孟子也是由邹而齐，而梁，而滕，直到豪迈之年还在出仕他国的路途上颠簸。
荀子晚年也到了楚国任兰台令。纵横家如吴起、苏秦、张仪、商鞅也纷纷出仕他国，往来奔走于七雄之间，以谋取卿相之位，更是朝秦暮楚，成为时尚。屈原爱国主义的突出表现，就是终身不出仕于他国。屈原之所以不离开楚国，并不是不能，而是不为。
他本是亲齐的合纵派的中坚，又是出使过齐国的人，假如肯到齐国，齐国肯定会重用他。而且凭着他的才能，屈原无论去哪个国家，谋个卿相之职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但他始终不肯离开楚国，无非是希望自已的理想政治能够实现。他的理想就是联齐抗秦，最后由楚国来统一天下。
屈原在《橘颂》里说：“行比伯夷，置以为象兮。”要像伯夷那样，宁肯饿死，也不改变自已的主张。伯夷因反对武王灭殷，坚不食周粟，饿死在首阳山。
这与《涉江》里所说的“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，固将愁苦而终穷”也是非常契合的。
《橘颂》，就是这种忠贞不二的爱国情操的集中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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